漫谈名字与思想潮流

漫谈名字与思想潮流

姓名学渊源于我国古代诸多先贤的哲学思想，是我国的国粹。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苏东坡说：“世间唯名实不可欺”。严复说：“一名之立，旬月踟躅”。诸先贤都道出了姓名对人的重要性。在古时，许多学者虽对姓名作过研究，可惜只是解其字义而未加以发展，更没有与《易经》结合起来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

一、或显或隐的思想痕迹

很多人名是思想潮流底下的产物，清末革命党人愤受满族的统治，志切复国，受民族革命思潮的激发，既投入革命队伍，纷纷更立民字，如章太炎、赵炎午、蔡孑民、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戴天仇等，这些名字，都表现其高举鲜明的思想旗帜。按章氏名绛，字太炎，便用清初抗满志士顾炎武的名字（顾氏原名绛），以表示景仰，起而继承其未完的志业。赵恒惕字炎午，也富这种意义。蔡氏本来是得到清室名位的太史公，名元培，字鹤卿，思想转便后，也改字 孑民，表示为炎黄的孑遗之民，绝不为异族名位所笼络麻醉。胡氏原名衍鸿，改名汉民，表示为堂堂大汉之民，誓不与异族两立。汪氏原名兆铭，改名精卫，欲效精卫的衔石填海，甘愿“引刀成一快”，为革命而牺牲。于氏原名伯循，以右任字行。也说明他耻受左衽夷化的侮辱，以恢复中华衣冠为己任。戴氏少年激烈，恨清廷入骨，表示与他们有不共戴天之仇，故命名为戴天仇。这些人后来的或好或坏，或成或败，是另外一件事。而当时的行动与思想是一致的，这些名字都是革命思潮的产物。

再举另一面的例证，同在清末，严复以桐城派古文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很易为一般旧知识分子所接受，风行一时，当时思想超新的读书人多侈谈“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青年如陈炯明字竞存，秋墐字竞雄，胡适字适之，李天择，张竞生…这些知名人物的命名命字，都说明他们是受过《天演论》思潮的洗礼的，时间推后一点，今人林适存，应属民国诞生的了，仍以“适存”为名，可见余波未已。

新文化运动中，左翼前期作家蒋光赤，无政府主义作家巴金，实验主义教育家陶行知，唯美作家邵洵美，这些名字也各有受思潮冲激的痕迹，光赤、洵美，都可望文知义。巴金原名李芾甘，取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巴枯宁与克鲁泡特金的首尾两音译为其思想标帜。陶氏原名知行，少年时崇拜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之说，故名知行；留美后，受业于实验主义大师杜威之门，由王学转入实验主义，认为凡事非知而后行，乃行而后知，因改名行知。

以上谈的是近数十年思想潮流中比较显明的特例。其实，每一名字都有内容的意义，也即每一名字都有其思想表现，我们通常把思想表现分析为三个方面，即科学的（知），文学的（情），哲学的（意），这三个方面，历代都有先知者出，每种先知的思想，不论其属于上帝的意旨抑为魔鬼的诱惑，都必会赢得人们的信仰或反对。因之好像潮流般激成起伏的波澜，或大或小，或一现浪花即逝，或澎湃鼓荡不停。名字是现实的反映，也很自然地为思潮所濺 湿。比如没有阴阳家，则名字决不有取义于干支五行；没有儒家，则名字也决不会有取义于五经四书；没有道家释家，则名字也找不到仙佛方外的影相；没有孔子的诗教与屈平的楚骚，则名字也没有温柔敦厚，芳草美人。以此类推，历代形形色色、多彩多姿的思想都深印在历代的名字中，其成为时代思想主流，信仰的人多，影响的力量大，深印在名字中的也特别多。像汉后儒家思想独尊，支配了中国社会一千年，中国名字取义于儒家思想的自然多。

思想潮流刻划在名字上的痕迹，有隐晦，有显明。大凡潮流不论新旧，只一味因袭承受的比较隐晦，具有变革发扬姿态的便显明。像清末的民族革命潮流，天演论潮流，民国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各种新潮流，都是具有变革状态的，在这种状态下产生的名字，潮流的痕迹至显至明；滔滔的名字因袭三千年的旧思想，只在各种旧思想的浸润中，只静静地承受的，当然比较隐晦了。

二、仙佛圣贤，一锅共煮

中国文化的很少排他性，极富吸受性，也可从名字上表现无余。很多士大夫的命名命字命号，往往名字是取义于儒家的，号则向往于道家释家，从名与字看，是表现其玉堂金马的簪缨门第的，从号看则忽为清虚道人，忽为色空和尚，仙佛圣贤，一锅共煮，我们是只见其谐和而不觉其抵触的。故自诸子争鸣到儒家独尊，到与印度思想混血，与百家思想杂揉，一直都是各种思想共存着，进而混合着。所以，信佛的政治家大可用出世的精神来做入世的事业；信道的政治家也大可用法家的严酷来达致道家的无为；很多儒家的良相如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都是以儒家的精神、法家的手段双管齐下而搞出一番事业的。欧风东渐，在清末民初，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又甚嚣尘上。这种趋势，暂不批评其得失，用来说明中国文化的很少排他性，极富吸受性，是最恰当的。因为有这些特别的因素，中国人名也取义多方，不仅在整个社会中取义多方的名字共存荣；在一个人的若干名字中也取义多方而相行不悖。也因为这样，好多名字虽都给思潮的浪花濺湿，而水点斑驳，难觅潮流的痕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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